新闻阅评员老师李来予离世已经半年了，我心里的一个位置始终为他留着。

走在市委家属区那条小路上，那是我曾经常遇见他的地方。如今，有时遇见前面有人低头踽踽独行，我会第一感觉那可能是他，便想疾步上前，说：李老师，您也在这儿。就像他还健在的时候一样。

很快，我便意识到，那只是一个错觉。

去食堂的路上，那里也曾是经常会与他谋面的地方。在食堂里，他总是坚持要和我们年轻人一起排队。几个馒头，一碗稀饭，他用保温杯装着，提回家，当作早餐和中餐。冬天时，他会将装粥的保温杯放在一个布袋子里，馒头则装好后揣在怀里。有几次，我在窗口买了面包蛋糕给他，他总是推辞。“这些更有营养一些。”我笑着塞在他的手上。时间长了，到了食堂遇见他，他便会先开口定规矩：不许你给我买早餐。我只是笑笑，待他先将馒头包好后离开食堂，估计走到林荫道上了，我便赶紧买上松软的蛋糕，小跑过去，不等他拒绝，便放在了他的布袋里。

食堂里，依然会有白发人站在队伍里，默默地买早餐。有的像他，也拄着一根拐杖。我多希望，那就是他。可回头，一张陌生的脸。

有一天午休时散步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他的楼下。他住在一楼，下面有一层不高的杂物间。我默默地站在树荫下，不知名的树开着一种淡黄的花，轻轻飘落下来。隔着一层薄薄的花雨，我朝上张望。窗户紧闭着，厚厚的窗帘静静地垂着。我多希望，能有一只手轻轻地掀起窗帷，露出他那张印在我心里的脸，抿着落牙的嘴，淡淡一笑。

我哭了。

多少回忆，会一直藏在心里。多少身影，会一直抹不去。

他曾身患肺癌，与死神擦肩而过，声带却严重受损，只能带着沙哑的嗓音艰难地一句句点评新闻。2013年又患上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，稍能动弹后，便拄着拐杖一步步慢行，将所写的新闻阅评稿件送到宣传部。2015年5月初，李老师上厕所，不慎摔倒，卧病在床。

5月3日中午，85岁的他喊来小儿子，在他的口述下，儿子代笔写下了父亲的辞呈：“常德市委宣传部新闻科：本人因身体不便无法活动，对责任编辑、新闻阅评员等其他工作无法胜任，特向宣传部阅评员小组提出，不再担任责任编辑、阅评员。”儿子不曾想到，这竟然是父亲留下的最后遗言。

当晚11点，李老师平静离世。

我与李老师是忘年交，工作的办公室与他的住宅仅10多米，我却没有见上他最后一面，也没能送他最后一程。得知他去世的消息，却是在他去世好几天后。而这也成为了我一辈子的遗憾。

李老师是宣传部的第一批新闻阅评员，也是坚持时间最久的新闻阅评员。他的年纪最大，但写稿量、发稿率却都是最高的。但是，有一些年轻记者不服他的阅评，认为他外行，老学究，跟不上形势。他曾经写的一些新闻阅评稿，就受到个别记者的抵触。年轻的记者们不知道，李老师写一篇阅评稿，得读十遍甚至几十遍原稿，还得找政策、理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。他的笔下，字字句句都饱含着他对年轻人的殷殷期盼，倾注着他对新闻事业的毕生心血。

年轻的记者们也不会知道，李老师曾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，系统学习了新闻知识。而且，他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功底，还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。1956年7月，大学毕业的他放弃了去北京当官的机会，自愿申请支援边疆当记者。他被分配到青海日报社，负责编辑内参。

采访条件有限，没有汽车，他就骑着马深入牧民家采访。到了马都无法顺利通行的高坡，他就靠脚步攀爬丈量。为了更好地走进牧民的生活里，他还向当地人学习方言，学习高原特有的农耕方式、牧马生活。

他是《青海日报》的高产记者。1957年，他写的《把红旗插上南山头》《坚贞不屈的红军女战士》等新闻稿件，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中获奖。在青海工作的13年里，他不仅用新闻传递着党的声音，还借助手中的笔，用优美的诗歌歌唱青海神奇的山水、青海勤劳的人民。他在诗作《老地质队员》里这样描述人们在青海的工作场景：“南北东西留足迹，老来战斗大戈壁。暴雨里，出发早，骤雨中，赶路急。夜来沙海点篝火，工作不完不休息。沙为床，石为枕，碧天当做软缎被。热酒暖身御风寒，睡前一杯甜如蜜。”其实，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，也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。地质队员用手中的工具，挖掘的是大自然的物质矿产，他也是一名“地质队员”，用手中的笔，心中的情，挖掘着青海的风土人情等精神矿产。1964年，他还出版了诗集——《昆仑草》。该诗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里面收录的一首《小红旗》，还被中国常德诗墙收藏，刻写在了诗墙的第四篇章上。而这些成绩，他从来都不曾向人提起。直到他去世后，同为新闻阅评员老师的易兵走进他的生活，整理他的书籍，才发现了那本诗集，发现了1994年常德诗墙修建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。

“小红旗插在山顶，小红旗飘在路边——一颗一颗燃烧的星星，一朵一朵跳动的火焰。画家用你绘出戈壁的富饶，作家因你激起澎湃的灵感。你是胜利的里程碑，你是前进的新起点。只有你傲然屹立的姿态，才能燃烧起一团团炙热的火焰……”读着《小红旗》，我强忍着心里的悲痛，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1969年，时任《青海日报》内参组组长的李来予老师，因家中父母疏于照顾，请求调回常德市委宣传部工作。

他先后在市委宣传部、市编委、市政策研究室任职。在这期间，他也曾有过担任行政领导岗位的机会，可是他都放弃了。在他的心中，最钟爱的事业依然是写稿、写好稿、写对人民有用的好稿。他加入新闻阅评员队伍后，将不足5平米的阳台改成了书房。书房里，每一期报纸都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堆成了小山。就在那狭窄的空间里，在那把破旧的藤椅上，他写下了上百万字的文稿。

他不用电脑写作，每篇新闻阅评稿，都是手稿。有的地方修改多了，便干脆重新在文稿纸上誊写一遍；改动不大，便剪下一小截白纸，写上改动的文字，然后再用胶水张贴上去。每月的新闻阅评稿，他都坚持自己送到新闻科去，对于每一篇批评稿，他更是认真对待，还会将所评的报纸原件一并带到新闻科，再拿出自己所写的阅评稿，与新闻科的同志反复研究、探讨。

我曾在新闻科工作两年，李老师的嗓子不好，说话很吃力，但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哪篇稿子有什么问题，问题应该如何解决。有时还会拿出报纸原件、自己摘抄有关新闻采写的相关规定，给我耐心地讲解。他对阅评稿中每一个批评或是建议，都是很慎重的。每次听他的讲解，就如同在聆听一堂新闻业务课、稿件鉴赏课。他的阅评讲解以及认真负责的态度，让我终身受益。

4月底，李老师隐约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坚持在病床上写阅评稿，他不想欠账。临“走”之前，他还给新闻科留下了3篇新闻阅评稿。当编辑他最后的阅评稿，并在他的名字上画上黑框时，大家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当我从报社调到宣传部，李老师对我说的一番话：“你到宣传部来了，干的是行政管理工作。新闻业务，不可丢了。我愿意帮你修改校对并当第一个读者。”他鼓励我拿起手中的笔，继续笔耕不辍。

在他的鼓励下，我写新闻，写散文，写小说。

每次，我在《人民日报》或是《光明日报》刊发了新闻报道，李老师都会认真地阅读，还会留着报纸，等哪天在路上遇见我后再将报道点评一番。

他还成为了我的新闻报料人，本地媒体刊发了什么好的报道，哪里又听到了什么感人故事，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，鼓励我进行深度挖掘报道。

2012年，我写作文化寻根一书《名城之恋》。近20万字的手稿，我拿给李老师斧正，他花费数月一篇篇认真读完。等我将书稿拿回来时，书页间多了很多的小纸条。每张纸条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修改意见。

当我看着那些纸条，十分感动。李老师是一个十分谦虚的人，他不在我的原文上修改，而是单独用信纸将修改的建议工工整整地写在上面。大到文章的立意，小到一个字的使用，他都清清楚楚地阐明他的修改观点。他的建议总是十分好。有时，只是按照他的建议在文章中加了几句话，文章就有了思想的深度；有时只是调整了一个自然段，句子脉络层次就更加清晰了。

《名城之恋》即将印刷时，我想在书中的《后记》中感谢李老师的辛苦付出，被拒绝了。我又通过其他形式表达谢意，也被一一回绝。“你如果这样，我就再也不看你的文章了。”他拿出了小孩脾气。

他再也不能修改我的文章了。年轻的新闻记者们再也无法读到他写的新闻阅评了。

我保留着那些珍贵小纸条，保留着那些熟悉的字迹，保留着那些收藏于心底一辈子也无法忘怀的思念与感恩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