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20日至30日，三次从常德出发，三次从雅安归来，最大的感概是，我想我算是过了媒体生涯的“见习期”。

　　记得初入报社时，一位老记者说过，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自身，想要修好行至少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磨几年，因为记者这个行业靠的是阅历，什么都无法替代。”三进庐山地震重灾区，10天10夜，近8000公里路程，脚踏实地经历了地震灾难，亲眼目睹了人间悲剧，让我了对记者这份职业倍加珍惜和更深的思考。

　　不深入不能了解全面真相

　　4月22日上午，国内某卫视及官方微博播发了一则“宝兴县灵关镇中坝村村民地震期间大鱼大肉像过节”的消息。在大灾大难时期，这样的讯息在新闻记者看来，确实是一则猛料。按照先前的计划，我们的第一批爱心物资将运往灵关镇，“到时候我一定要好好调查一下消息是否属实”，一路前进中，我内心这样盘算着。

　　由于前往宝兴的路遭遇滑坡中断，我们临时决定前往芦山县。下午6时许，我们经过芦山县重城郊时，正好碰到几户灾民正在倒塌的房屋前做晚饭，我决定下车看看他们有没有“大鱼大肉”。一锅油汤还没煮开，灾民说，他们全家的晚餐就是水煮蚕豆。上车继续前进，不到百米的距离，在一片帐篷前堆，一名妇女正在宰杀一只大母鸡。我终于“逮到了证据”，当即拍了照片，准备发微博时又放弃了，但内心却不是滋味。

　　23日上午，在当地志愿者罗径的帮助下，爱心物资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。休息中，我把心里的疑惑说了出来，话刚落音，罗径便哈哈大笑起来。“你误会啦，宰鸡的灾民肯定是为了救人，那只鸡可能救了上百人哦”罗径说，地震当天正好她母亲的82岁生日，因为小区的房子几乎全倒了，到了晚上，小区里一天滴水未进的老人小孩都饿倒了，他老公冲进家里，将炖好的鸡肉和米饭抢出来，熬了一满锅鸡汤粥，让小区里80多名老人和小孩在地震后第一晚垫了肚子。当天下午返回时，在210省道遇到了从宝兴县前往雅安市区的灾民冯军，交谈中说起了“宝兴县灵关镇中坝村村民地震期间大鱼大肉像过节”的事。“谣言、都是谣言hellip;hellip;”冯军介绍，中坝村村民舒正山建新房后宴请亲朋好友，20日凌晨4点多，他家杀猪准备宴席。8点02分，刚刚杀完5头猪，地震突然来袭，舒正山家是新房，受灾不太严重，他在地震当天下午就将杀完的5头猪煮熟，切块分发给周边村民。晚上我从新闻证实了冯军的说法。心中的疑惑全部解开。我深知故意传递不实信息、制造混乱，乃新闻之大忌。为了追求新闻轰动效应不惜为之，更将丧失了一个记者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和职业素养。只有采访越深入，才能了解全面认识事物的真实状况。

　　不要揭开采访对象滴血的伤口

　　第一次前往芦山时，志愿者罗径给我讲述了她朋友陆静康的故事。陆静康的儿子在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中遇难，17岁的女儿又在这次地震中被自家垮塌的房屋压死。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，罗径说可以带我去采访陆静康，最终因为时间紧张未成行。在回常德后，国内的多家媒体道了陆静康的故事，50岁的陆静康被誉为悲情母亲。

　　4月25日，第二次前往芦山，我们又找到了志愿者罗径带队，在城郊经过一座废墟时，罗径说这就是陆静康的家。我当即下车，在屋前的帐篷边上，有几个记者围着一个头发蓬乱、浑身褴褛的女人，一边讲述一边痛哭。站在人群外围，我听陆静康介绍，她的女儿岳宇珊是个“最最乖巧懂事的女子”、“她学习好，是年级第14名”、“她正在读高二，马上就要高三了”、“她说要考上一个好大学，将来当英语老师”。记者继续追问岳宇珊被埋的情形，陆静康说，地震两个多小时后，武警从废墟中找到了她的女儿，“她还穿着背心和内裤，全身的土灰已看不清她的脸。没有流血，就像她哥哥一样，没有了呼吸，表情很平静，就像睡着了hellip;hellip;”陆静康话还没说完，就嚎啕大哭起来。“走吧。”我喊志愿者和罗径离开。“不采访了？这么好的新闻hellip;hellip;”他们十分不解。我继续离开，没有回头，也不说话。刚刚失去女儿，陆静康的伤痛不堪回首，而媒体又偏偏要挖掘这些细节来塑造、突出这位母亲的悲壮。在记者们充满热情和崇敬的多次采访中，陆静康反而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哪一颗饱受创伤的心能经得起这样的反复揉搓呢？当晚发放完爱心物资返回时，罗径准备去看看陆静康，我拒绝前往，我说，我不想让陆静康又一次揭开滴血的伤口，那样做，对她太残忍。

　　在当地一家成都吃晚饭时，餐馆的电视正在播放地震灾情连线节目，记者在一堆废墟前问两个女孩在地震时看到了什么，那两个女孩子泣不成声地描述遭遇地震时的情形。两个女孩本来从地震的惊恐中刚刚脱离，需要的是心理治疗，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哭着来叙述那些他们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情景？仅仅为了煽情吗？

　　我想到了一个对所有记者来说都非常难解的命题，面对痛苦的采访对象时，是保持职业习惯冷眼旁观，做一个专业的记录者，还是参与到救助过程中，满足一个普通人的道德立场？我很能理解一个前方记者面对一个珍贵的新闻线索时的兴奋，更重要的是还肩负了要让外界了解真相的责任感。只是我也怀疑，如果这样的真相必须是建立在对一个鲜活生命的无情忽略时，那么它的存在或是客观性还有没有必要？当新闻采访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时，记者的行为是不是担当了一个帮凶的角色。面对极端的场面，是伸出帮助的手，还是拿出摄像机？

　　发出微博后，没人给我答案。在整理自己的行程中，我发现我三进庐山地震重灾区后，我不是第一时间拿起照相机记录第一手的资料，而是每次都会暂时放下了手中的工作，投入了救灾的工作中，帮灾民搬送物资、搭建帐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