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书的作者叫杨继绳，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在新华社工作35年。作者认为，进入新世纪，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。作者用毕生的工作经历和积累，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分析，他将农民工定位为城乡过渡阶层。该书出版已有7年，现在我们已经用“进城务工人员”这个称谓替代“农民工”，这样的进步应该是作者乐意见到的。

社会分层客观存在

也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

        社会上的各类人等不可能在同一水平上生活，社会人群是分层次的，不同层次间是不平等的。不平等之所以客观存在，因为社会既需要平等，也需要效率。

        目前，学者们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：上、中上、中、中下、下。

        上等阶层包括：政府中、高级官员，国家银行、国有大型事业单位正副领导成员，国有及国有控制大型垄断企业的正副领导成员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。他们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的1.5%。

        中上阶层包括：高级知识分子、中高层干部、国家和省属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、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、中型私有企业主、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、国家垄断行业的白领职员和资深蓝领员工。他们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3.2%左右。

        中等阶层包括：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、党政机关公务员，大中型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，国有垄断企业的普通职工，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一部分。他们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的13.3%。

        中下阶层包括：农民、农民工、工人。

        下等阶层包括：城乡贫困人口，如农村无地、无业者和城市下岗、失业人员。他们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14%。

农民工对打工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重大

        2016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，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.82亿人。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是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，今后一段时间内，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必然趋势。

        农民工不仅对家乡经济作出了贡献，对打工地区的经济发展、居民生活也有重要贡献。据估算，2005年农民工提供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是3300多亿元，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0%。

        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，农民工的剩余劳动力为当地创造了财富，他们的消费促进了当地的繁荣。在城市生活方面，农民工的贡献关系到每一个城市家庭，每一位居民。如今，在一些大城市，离开了农民工，当地的社会生活就要停顿。这一点在北京最为明显，如果农民工全部撤走，北京的家庭就没有保姆，市民吃不上早餐，买不上青菜，街道没人扫，家庭设施坏了没人修，大批饭馆关门，建筑工地全部停工，北京会成为一座“死城”。

城市对农民工是经济性接纳、社会性排斥

        贡献与回报本来应当是对称的，但是现实不是这样，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为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，而是被带进了城，继续在市民与农民工之间划下鸿沟。城市对农民工是经济性接纳、社会性排斥。

        经济性接纳是市场和城市生活的需要，不得不如此；社会性排斥是体制造成的，城市规划不把农民工的住房、子女教育、医疗卫生等需要纳入城市公共设施的考虑之中，因而在一系列的城市生活的筵席上没有农民工的席位。

        农民工对城市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，但是城市居民对他们却存在一些偏见。例如，在公共汽车上，有的乘务员歧视穿着不整洁的外来农民工；市民常把交通拥挤、市容不整等问题与农民工联系起来，这些问题不是农民工的错，而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跟不上过多外来人口的需要。

        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，劳动力市场分为三个群体：本地劳动力、外来城镇居民、外来民工。这三种人的就业机会、从事行业、工资待遇以及在生产中的分工和地位各不相同。本地劳动力一般是发包耕地、出租厂房、经营个体，或者从事需要本地人事关系的工作，厂长、企业管理人员、保管员、保安大多是本地人。外地城镇人员有较高的科技文化水平和社会阅历，多从事技术工作、管理工作，农村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在生产第一线，苦、脏、累、险的工作都是外来农民工干。

        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，为了使几亿农民工顺利完成进入城市的过程，当前应该做的是：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；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；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；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；改进对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。